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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风采】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早期筹建者、九三学社社员周玉坤先生

近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九三学社社员、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北京pk赛车官网)早期筹建者周玉坤先生将个人选择融入国家需要,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伟大事迹。

人物名片:周玉坤,男,九三学社社员,1902年2月出生于江苏扬州。192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南洋大学),随后担任浙江省电话局总工程师,引进安装了中国第一个自动电话交换总机。1933年,赴美国、英国、瑞士、瑞典、挪威、德国及其它欧洲各国留学、访问,并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英国曼布雷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37年担任英国GEC电子公司驻香港总工程师,随后到昆明通用电气公司工作。抗战爆发后于1939年参加了滇缅铁路建设并任电讯工程师。1942年在重庆担任交通部材料总署副署长及总工程师,因痛恨贪污腐败,不久离职赴中央大学任教并担任电机系主任。1948年任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积极组织护校运动,坚决抵制国民党把学校迁往台湾,保住了学校并回到共产党的怀抱。1952年全国第一次院校调整,他调往交通大学电讯系并担任系主任。1956年他响应国家号召,组织交通大学电讯系全体师生员工西迁至成都,为建设新中国第一所电子科技高等学府——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做出了积极贡献。到成电后,他担任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有线通讯系主任,并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人民代表和九三学社会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调成都机械研究所工作。1976年退休,1978年担任上海金山石化专科学校顾问。2004年去世,享年102岁。

64年前的1956年8月,一场关系着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命运的西迁行动,率先在交通大学校园展开。交通大学电讯系师生、教辅人员近400人及仪器设备,全部登上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江新”号轮船,向着目的地成都进发。而促成此次西迁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交通大学电讯系主任周玉坤先生。60余年时光荏苒,那些人、那些事都已逐渐远去,已至模糊,但周先生的壮举与事迹,却定格在成电发展历史的起点,让成电永远铭记。

四海漂泊心系祖国 冒险护校迎接新生

1924年周先生从交通大学甫一毕业,就展现了出众的才华。他担任了浙江省电话局总工程师,在他主持下引进安装了中国第一个自动电话交换总机,这在中国的电话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随后他出任英国GEC电子公司驻香港总工程师。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从1933年起,他独自一人远赴海外,先后去美国和英国、瑞士、瑞典、挪威、德国及其它欧洲各国留学、访问,并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英国曼布雷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他研究并收集了大量的长途电话通讯系统、传输网的建设资料,翻山越岭、不辞艰辛地拍摄了几千张先进国家的长途电话线路架设的市内、郊区、公路、山区野外的照片,一方面为他以后回国后在大学教授电话电报通讯专业课和著书立说准备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同时也为自己祖国电话事业的发展积攒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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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坤任浙江省电话局总工程师期间与赵竹君女士合影

1938年周先生回到了自己的祖国。面对国难家破之时局,周先生满腔愤慨,谋生之际亦在思索如何为国尽力。他先在英国通用电气GEC公司中国分公司(在昆明)任总工程师,一边养家糊口,一边等待报国时机。这个时候,原交大的同班同学、当时的交通部部长曾养甫专程到昆明找到周先生,请他参加抗日,筹建滇缅铁路。周先生感到报国有望,遂毅然放弃了外国公司的高薪工作,参加了滇缅铁路筹建,并任电讯工程师,负责铁路通信工作。直到1942年因日军占领缅甸,铁路工程才被迫停建。此一时期的工作,为滇缅会战中英军队联合抗击日寇做出了积极贡献。


周玉坤先生(1989年)

铁路工程停建后周先生被调到重庆,交通部任命他为材料总署副署长兼总工程师。抗战时期重庆正是物资紧缺之际,但周先生却发现有人走私和贪污,大发国难财。周切齿痛恨,并着手清查。不料却因此得罪有关利益集团而受诬陷,到国民党中央党校受训(实为审查)。先生因一生清廉使诬陷未能得逞,然此事亦使他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他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籍,自学了不少共产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根本不可能救民于水火,而这个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这也为周先生选择以后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伏笔。此后周先生到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并兼电机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带全家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大学、上海交大、之江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授工作,后担任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职务。当时该校拥有国内最好的机械设备和电话交换设备(300门电话自动交换机,由澳门雷士德工业大学授助)。上海解放前夕,时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要周玉坤将该校搬迁到台湾,并讲已准备好轮船,但周先生却断然拒绝了吴国桢,于是国民党欲派军队进驻学校强迫他们迁台。周玉坤遵照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组织了护校运动,坚决阻止军队进驻。他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天天从上海市西愚园路住处赶乘公共汽车(中途要转车)去上海市北的杨树浦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护校。在他的带领下,全校爱国师生们团结一心,保卫学校的设备、财产不被歹徒们抢走、偷走,保证了学校全部财产完整无缺地交给国家。1949年上海解放后,周玉坤被中共上海市教育局任命为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当时全上海市只有两名继任校长)。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周先生被调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并被任命为电讯系主任,职称评定为二级教授,后被选为交大教育工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1953年时任交大校长的朱物华介绍周先生加入了“九三学社”,对周先生工作积极认真、爱国的态度赞赏有加。

满腔热忱筹建“成电”积极建议终定校名

195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决定成立全国第一个无线电技术的专业大学。由薄一波副总理,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主持,并在北京召开会议,周先生还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在同年3月高教部党组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呈送的《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中提到:“将交通大学、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校的电讯工程有关专业调出,在成都成立无线电技术学院”。

1955年7月21日,成都无线电技术学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徐思铎任副主任委员,黄席椿、冯秉铨、陈章、周玉坤、高峻为委员。筹委会办公室下设秘书组、基建祖、教务组。筹委会成立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建工作。同年7月30日,在成都市委和成都市建委的支持下,提出了四个选址方案,初步确定在成都东北郊簸箕街以东一带为校址第一方案。同年9月2日,筹委会决定,由二机部十局设计处承担教学区的设计,并编出学校设计计划书,由建筑工程部西南设计院承担福利区的设计。同年9月12日,筹委会决定在交通大学成立仪器设备采购组,三校提出仪器设备采购计划。在筹委会上,周先生提出了将“成都无线电技术学院”改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建议,他认为无线电不能涵盖学校的主干专业,比如交通大学就是以有线电为主。他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同年9月19日,高教部发文将“成都无线电技术学院”更名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后来由学校有关工作同志请郭沫若先生题写了校名。透过历史的烟云,原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周先生竟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感慨之余,让我们不由对周先生肃然起敬。

为人表率举家西迁 殚精竭虑奠基一系

为了新中国的第一所无线电大学,为了总理的信任与嘱托,周先生满怀革命教育工作的热情,东奔西跑地出差、开会、筹建、规划新校舍。他几次出差到当时还没有直通铁路、较为偏僻的大西南成都实地考察建校校址。回交大后,多次向全电讯系师生员工介绍情况,积极、热情地介绍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宏伟蓝图、发展远景规划,动员全系师生员工响应国家号召,迁往祖国大西南成都去建功立业。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到成都去,无论是环境、待遇、交通、日常生活等等,成都显然都无法和上海相比。这个时候,周先生不是简单的说教,他以身作则将全家在上海的七个儿女(除大女儿、大儿子在清华大学就读外之外)全部从上海西迁到大西南的成都。当时,最小的儿子周平平才三岁多,还有两个子女正在上海读高中三年级,面临高考,周教授的岳母、大姨和小姨都在上海愚园路1050弄11号居住着一个三层楼房子,完全有条件在上海高考,但周教授仍毅然将他们两人的户口也一同迁去成都。正是由于周先生的积极推动,特别是身先士卒,使一些原来不愿意离乡背井的上海师生员工们,都下了决心响应国家的号召,才有了电讯系师生西迁的壮举。


周玉坤先生一家抵达成都火车站(图中小孩为年仅3岁的儿子周平平)


到成都电工程学院后,由于教学主楼及居住区尚未完全建好,全体师生员工在公共食堂用餐,住房则是借附近工厂的工人宿舍,厕所也未完工,只有临时公共厕所的茅草棚,一下雨满地泥泞,不少人摔跤!上课是“边建边教”的主楼,还和着“交响乐”(建筑施工的声音)的伴奏。但周先生始终以最大的热情、任劳任怨地忠诚努力地工作,他用自己的表率和关怀帮助在困难环境中不安心的同事和同学们。

张兆镗和张筱东是交通大学53级电讯系的学生,陈艾是54级学生。在三位老人的记忆中,周玉坤始终是他们心目中敬仰的老师。有一件事张兆镗印象特别深:1953年他参加高考后顺利进入到交通大学电讯系,在新生迎新晚会上彭康校长介绍出席晚会的领导,当介绍到电讯系主任周玉坤出场时,张兆镗一下子就认出了周主任正是自己两个月前参加高考的监考老师之一,这让张兆镗欣喜不已。1956年迁校的时候,张兆镗和张筱东和其他交大电讯系的同学一起,跟随着周先生一起迁到了成都。张筱东回忆道:“周老师来成都后继续给我们讲《电讯线路》课,他那个时候已经50多岁了,所以讲课时一般都准备两副眼镜,一副老花镜,一副近视镜,两副眼镜轮换着用,十分专注。他很关心学生,有一次学校食堂炒的回锅肉毛有点多有点长,让刚刚从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很不适应,吃不下去,就倒掉了。这一下子让很多从农村考上来的学生很不满,觉得太浪费了,结果双方就争执起来,还在食堂互贴大字报。周老师知道情况后,没有简单地批评哪一方,而是从爱护学生的角度出发,耐心细致地给双方做工作,取得相互理解,结果让双方都心服口服。”

根据李乐民院士的回忆,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周先生为筹建学院付出的心血:周先生到交通大学之前是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调往交通大学并任电讯系主任。交大对周先生非常器重,专门给他分配了住房,是校长楼一号,他和夫人连同九个孩子都住在那里。周先生并不因为自己是大牌教授就高高在上,他和同事们打成一片,对工作非常投入,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里处理系务工作,大家随时能找到他。李乐民那个时候刚刚毕业,年轻而充满朝气,学校为了减轻周先生的工作,也兼顾培养年轻人,就安排李乐民作周先生的行政秘书,协助他处理事务,李乐民记得当时他和唐茂成(后随交大师生一起到了成电)住一个寝室,唐茂成是周先生的教学秘书,李乐民除了做周先生的行政秘书外,也作张煦先生的教学助教,因此李乐民从周先生和张先生那里都有直接的受益,他们的学识、品行和对工作的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到了1954年后,李乐民到天津大学和北京邮电学院进修去了,因此,总的来说和周先生共事的时间只有不到两年。李乐民记得当时周先生开出的课程叫《电讯线路》,课程特别注重工程实践,对同学们的实践动手能力很有帮助,同学们普遍感觉收获很大。此外,他的英语很熟练,令大家十分羡慕。1956年交大电讯系西迁成都时,有些同志处于犹豫彷徨中,这个时候周先生站了出来,他把在上海的财产做了处理,在全系的大会上明确表示,自己全家全部随同西迁。他还把自己家的钢琴带到了成都捐给学校,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唯一的钢琴。由于他的表率作用和坚决的态度,交通大学电讯系几乎全部西迁到成都,在西迁三个源头学校中,交通大学的西迁最完整,可以说交通大学电讯系的西迁对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

周先生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以后,以交通大学为底子组建了一系即有线电系,他担任系主任。李乐民也从北京邮电学院直接到了成电。到了学校以后,周先生再次让李乐民作他的行政秘书。在给周先生作行政秘书的一年多时间里,记得周先生为了筹建一系(有线电系),事必躬亲,一一过问,殚精竭虑。在他的努力下,以交通大学的教师为主要班底,一系很快就搭建起来,它就是后来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前身。在1956年招生的5个专业中,其中就有有线电设备设计及制造,一系下设市内电话、长途电话、电路3个教研组。同时他又根据学院的发展需要,由他主持,抽调毛钧业、林劲先、陈耕耘、唐茂成、张有纲等交通大学来的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积极筹建三系(无线电零件与材料系,后来微固学院的前身)。而这两个学院对学校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周先生对学校专业的创建和以后的发展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就是这样一位为学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却难以逃脱时代的命运。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李乐民为此感到很痛心也很无奈,他默默祈祷周先生能够平安度过艰难岁月。一年后,他就被调出了学校,令学校失去了一位非常有学术声望的教授。但周先生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始终不卑不亢,也从不在师生和孩子们面前有半句怨言,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品行。在李乐民的印象中,周先生中等身材,但他的身体却仿佛蕴含着一股力量,像一颗压不垮的青松,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昂首挺立。后来直到102岁才安然西去,让人钦佩不已。

1958年周先生虽然被摘了右派帽子,但调到成都市科委刚组建的物理研究所后(后又更名为成都市机械研究所,为市机械局下属单位),除了降职、降薪,在校住房也被没收,被安排在附近未完工的970厂集体宿舍居住。一个九口之家挤在两间工房内,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书架和厨房都在敞风飘雨的走廊里。周先生每天去机械研究所上班要换乘几次公共汽车,虽然已接近六十岁了,但他仍不屈服于这种精神和物质生活上的打击,从没有一句怨言和不满,他精神振奋地在这个专业不对口的机械研究所,对当时刚兴起的复印机的复印材料进行研究(当时尚无国产),并参阅有限的外国资料,自己动手研制复印机。

以身垂教各成栋梁 知书达理一生陪伴

1902年2月10日,周先生出生在江苏扬州,正值旧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之际。祖父周绍南江苏扬州人,祖母江国英,家境殷实,有一定地位。周先生在自叙里记载:“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幼时在家随家庭教师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以后,我升入高小,再升入中学。因受家庭教师的影响爱好数理化,投考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幸被录取,当时只知安分守己,埋头读书,寻求个人出路。”

1932年周先生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与赵竹君女士成婚。老丈人是有名的开明人士赵运文教授(赵鸿钧),他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及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建树人之一,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严福庆教授的老同事,具有相当的声望。赵先生有四女,个个贤淑知礼,周先生当时风华正茂,事业正蒸蒸日上,两人的相识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在后来的岁月中,无论多少艰难困苦,赵竹君女士始终不离不弃,与周先生敬爱有加,相濡以沫,一路相伴。直到1987年底,周夫人赵竹君病逝。据周先生最小的儿子周平平回忆,母亲一家在湖南是名门,亦暗中支持革命。1920年,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开展新文化运动,积极宣传新思想。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社址就设在潮宗街,租的就是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三间房子,而且由赵运文资助了文化书社的第一笔经费20大洋。一时间,湖南新思想和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湖南督军张敬尧对湖南学生运动又恨又怕,力图严密控制局势,继则暴力镇压,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则领导学生发起了“驱张运动”。张敬尧下令抓捕毛泽东,情况十分危急。赵运文把毛泽东打扮成伤员,头上包上纱布,然后坐上湘雅“赵老爷”的轿子安全地送出了长沙城。周平平回忆说,当时毛泽东还给赵家人留下了一方刻有“毛泽东”的印章,他亲眼在母亲那里看到过,可惜后来“文革”时被抄了。

周玉坤先生与赵竹君女士(1982年)

周平平还回忆道:“当时自己跟随父亲到成电只有三岁多,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时,那时候我才五岁左右,幼儿园的老师说父亲是成电最大的右派分子,不让我再读书了,我当时感觉整个世界都遗弃了我。1966年,父亲又因“摘帽右派”之罪,不断被批斗。在周平平的日记里有一段是这样记载的:“那是上世纪1967年的一个异常炎热的下午,我当时14岁,失学在家,成天不知所措,站在家门口篮球场边的台阶上,看见父亲手提着那个年代的网兜,里面装了半个西瓜,满头白发、衬衫湿透、步履沉重的回来,虽然自抄家以来,这种状态习以为常,无可奈何,但心里依然为父亲心痛不已。待我回家,父亲一个人躺在那个抄家后自制的板床上,也不知是否入睡,我们安静地在旁边让父亲休息。过了一阵,父亲起来后将半个西瓜切分与我们享用,但他什么也没说,我和母亲早以适应父亲沉默对待一切的习惯。多年后三姐夫说起当天他看见父亲在烈日下被人批斗后还罚以拉架架车,回家后看见分西瓜的老丈人,一个没有对家人说过半句怨言的老人。那时的父亲一定是太累了,他用沉默回答了这个现实,他或许并不特别,也谈不上伟大,但他的隐忍和付出却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我们最难以忘怀的回忆。”

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周先生依然坚信国家的光明前途,以自己对祖国对党的信仰,以自己的人格和品行,默默地对子女言传身教。有一件事让子女们至今记忆深刻。1976年4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周玉坤夫妇正在北京,两位老人对总理的逝世悲痛万分,出殡那天,冒着零下20°C的严寒,一清早从清华大学赶到长安街,守候了10个小时等候总理的灵车通过,想与总理告别,瞻仰总理的遗容,那时他已77岁高龄。

周玉坤先生一家(1964年

周先生就是这样始终对祖国和人民奉献爱和自己的一切,不遗余力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身体力行教育影响着九个子女:周逸湖、周光湖、周建吾、周连湖、周达吾、周珍湖、周蔚吾、周觉吾、周平平。九个子女们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都各有所成。如周蔚吾,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后留学丹麦技术大学,获自动控制博士。1991年周蔚吾成功出任加拿大BC省交通部交通工程和智能交通工程处处长,很快为BC交通部做出杰出贡献,并且成为北美地区(国际范围)人工智能和最优控制在交通系统实现应用的领头人。2002年为了回国,周博士放弃加拿大政府的优厚待遇,提前10年退休,自2000年底开始,周蔚吾为了中国交通现代化在中国整整工作了13年,为中国的交通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14本技术指导书籍,2018年周蔚吾作为国外“高端人才”被引进(R签证),被宁夏理工学院和宁夏大学聘请为教授。

再如周逸湖,195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并留校,作为教授和国家一级建筑师,她主持和参与了深圳大学、山东财政学院、西南科技大学等数十项校园规划设计工作及多项住宅小区规划设计工作,并多次获奖。主要专著有《大学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科教建筑》、《高等学校建筑规划与环境设计》、《花园别墅及独院住宅》、《联排住宅与叠合住宅》等。

我校陈艾教授回忆道:“我和周老的二女儿周光湖夫妇是1954级交大电讯系的同学,光湖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成绩优秀,1958年被选留学校一系任教,我们三人分别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研学,她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我在北加州伯克利大学,彼此一直有着联系,她研修的专业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及计算机人体CT扫描技术。两年按期回国后,转至自动化系创办生物医疗工程及仪器专业,周教授所研制的‘CT系统和测试台’在四川省医院成功应用。90年代初受聘美国朗讯公司供职直至退休,因积劳成疾,不幸于2002年因病于洛杉矶去世,享年66岁。”

在周老夫妇的言传身教下,九个孩子秉承了他们善良正直、自强不息的品质,经过各自的努力,个个成才,事业有成,如今都已退休,其中5人尚留在成都和重庆。

周玉坤夫妇与女儿周光湖、儿子周蔚吾(1984年)

君子之行家国天下 一生坦荡初心不改

周先生在成都机械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76年退休,1978年上海市金山石化总厂聘请,担任上海金山石化专科学校顾问,继续为中国工业教育发挥余力!

1986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庆祝建校30周年时,时任党委书记原钧、院长顾德仁代表学校诚挚邀请周先生回校居住。函文中写道:“您是成电建院元老之一,在1956年筹建学校及以后的教学和担任系主任领导工作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受到错误和极不公正的对待,在纠正错误和落实政策的今天,我们诚恳地邀请周老教授夫妇来我院定居……”


1986年周玉坤先生返校定居,建校30周年时,在校交大校友会联谊会合影


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周玉坤始终秉承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家思想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即使受到反右、文革的冲击,但他始终爱国、爱党、爱人民。他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把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加速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英明决策,让他无比激动。他说“我虽年事已高,但体力尚充沛,有生之年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是我最大的愿望。”为此他不辞辛劳,积极争取海外亲友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如动员赵曾珏(妻子赵竹君的堂兄)回国。赵曾珏 192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尔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学成回国后于浙江大学任教3年,后来任浙江省电话管理局总工程师,1932年至1943年任东南电信局长、上海市公用局局长。1957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河畔电子研究所任资深研究员直至1966年退休。他毕生从事工程科研工作,积极为华裔后辈开拓机会,主持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重组建设,成就卓著,德高望重。在周先生的努力下,1985年赵曾珏回国时受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并宴请,周玉坤也参加了宴请。随后赵曾珏到北京又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1993年,江泽民同志参加APEC西雅图会议又会见了赵曾珏及交大校友会在美国知识界人士。1994年赵曾珏参加国内第一次咨询会又一次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

江泽民同志访问美国期间,会见华人工程师协会(前排中为江泽民,右三为赵曾珏)

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在西安交通大学参观考察时充分肯定了交通大学老教授们的西迁精神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64年前,周玉坤先生正是西迁大军中的一员。周玉坤自觉把个人选择融入国家需要之中,以自己的言行阐释了“西迁精神”“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内涵和老一辈知识分子厚植爱国之情、永远听党指挥跟党走的家国情怀,诚为知识分子之楷模,民族复兴之动力。

2003年4月,陈艾教授等人探望周玉坤先生并庆祝其101岁生日


2004年4月14日周老以102岁高龄在成都逝世。每当我们站在宽阔的主楼广场,面对熟悉的主楼,仿佛又看到慈眉善目、两眼炯炯有神的周老,微笑着向我们款款走来。六十四个年头,他无怨无悔!

先生之举,历史不忘,祖国不忘,成电不忘!(本文根据李乐民院士、陈艾教授、周玉坤之子周平平、张兆镗教授、张筱东教授采访和有关材料,并查阅《北京pk赛车官网志》整理。整理者:长江;编辑:一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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